感謝邀請，我個人認為朱棣就算不能成為千古一帝，也是千古一帝的有力競爭者。

國內(nèi)很多學者都分析了朱棣，恰逢近期在看日本學界的書，給大家介紹下日本學者的看法吧。

本文的目的不是強調(diào)永樂帝如何奪回政權和重新評價他的政績，而是通過中國傳統(tǒng)理論觀察他采取的系列政策，討論他在中國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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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其人▲▲▲

朱棣是在鐵與血的斗爭中，在殺戮與反叛中登上帝位的。他的即位實際上是不合法的篡奪帝位，即位之初的大清洗，與朱元璋統(tǒng)治時期并無本質(zhì)差異，這種行為與其歸結為本性，不如說是當時皇權不穩(wěn)固的一種自然的應對措施。不過由于朱棣是反叛奪帝，這也構成了他悲劇的根源。

由于當時朱元璋頻繁征戰(zhàn)，朱棣在出生的很長一段時間并沒有正式的名字。關于朱棣的嫡子身份，實際上在學界是有過討論的。比較權威的是《南京太常寺志》一書明確記載著朱棣是碩妃之子。朱棣一直隱諱生母，自稱孝慈皇后嫡子的原因不外乎是為了使自己篡奪皇位名正言順。他從即位開始，就背負著無法抹除的過去，他一生都在與自己做斗爭。這既是對他成為偉大皇帝的鞭策，也推動了他在位內(nèi)一系列舉措的推行。

朱棣奪位時，作為燕王，軍事能力在當時已經(jīng)處在將星凋零的朱元璋后期時代是首屈一指的。其中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其在洪武二十三年初次作戰(zhàn)。此戰(zhàn)中，燕王運用計謀俘獲了數(shù)萬蒙古人，贏得了這次北伐的成功。他的軍事能力是得到過同樣帶兵能力出色的朱元璋肯定的，評語為：無北顧之憂。（可見《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癸亥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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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中華▲▲▲

中華這個詞，似乎現(xiàn)在民眾已經(jīng)習以為常。然而，在漫長的幾千年歷史中，中華這個詞是有特殊含義的，“中”這一字表明認為文明處在世界的中心，“華”這一字則是“華美”轉義而來，含文化優(yōu)秀先進之意。華夏一詞亦是如此。中華一詞是與夷狄相對應，這在文字上顯示了中華世界的優(yōu)越性。歷史證明，至少很長的一段時間，約兩三千年，中華文明在與其他文明的比較中，無論軍事上的勝敗，至少在文明程度上基本都是領先的，可以說中華這個詞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

謀求華夷共存的中華思想在古代中國人是有現(xiàn)實反映的，也映射在具體的統(tǒng)治秩序。如五服圖。中華文明一直被認為具有包容性，這實際上與很早萌芽的華夷之辮有關系。

華夷之辯認為，一方面如果蠻狄被中華禮義同化，就會成為中華子民，另一方面，即便是中華子民，如果喪失了中華禮義，則與蠻狄無異。事實上，致力于打破華夷之別在古代就有思想基礎，如漢代的公羊學派，提出“天下”思想，架構起“天下一統(tǒng)”的中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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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野望——中華秩序的摧毀▲▲▲

兩宋的弱勢本就使得華夷秩序搖搖欲墜，蒙古的崛起，更是讓這一秩序墜落谷底。蒙古滅掉南宋，統(tǒng)一中國，建立元朝，自此中華與夷狄的地位完全逆轉。不過蒙古大軍雖然橫掃歐亞大陸，但是忽必烈一直希望能將“華夷秩序”重新建立起來，這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但忽必烈卻屢屢在遠征日本、爪哇等國上遭遇失敗。元朝建立的東亞國際秩序，并未如忽必烈所望，就功虧一簣了。這也是日本學者在后文提到朱棣超越忽必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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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國的誕生，中華秩序的恢復▲▲▲

元明革命是民族矛盾么？對于這一問題，不僅在中國，日本學界對此亦多有討論。日本學界的一個觀點頗為奇妙，即：朱元璋不是民族英雄，反元起義也不是民族革命，但大明朝確是漢民族國家的再興。

然而，細究之下，實際上并站不住腳。這從朱元璋話語中多少可以看出：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愿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yǎng)無異。——《太祖實錄》吳元年十月丙寅

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對他而言，當務之急就是要確立大明朝的政治基礎。這就需要以儒家思想中的倫理秩序為依據(jù)進一步穩(wěn)固大明政治體制，構成大明政治理論基礎的當然就是天命思想和華夷思想。

勘合制度。這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施行的政策，這是華夷秩序重建的重要舉措。明朝推出“勘合制度”，即發(fā)給朝貢國勘合，估摸著是一種符契，來華朝貢時必須攜帶，以此甄別朝貢使的真假。但由于當時朝貢國來華往往能獲得超額利益，這些“蠻夷”將勘合認為是來華的貿(mào)易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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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與法治▲▲▲

眾所周知，在朱元璋去世前傳位給了皇長孫朱允炆，也即后來的建文帝。建文帝一直在“德治”與“法治”之間搖擺不定，這也給了當時的燕王朱棣充分的發(fā)育時間。盡管后來建文帝選擇了代表德治的方孝孺手中，但那不過是緊張局勢下的無奈之舉。有些人認為建文帝的敗亡主要在于聽信旁人采取削藩政策。但是其實，建文帝早在即位前就對藩王并立有所擔憂，這可見其與朱元璋的對答。

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人，又不可則廢之，又甚者則舉兵伐之。
——（《明史竊》卷三《革除記》）

當時的燕王朱棣在淝河、小河、齊眉的作戰(zhàn)相繼失敗，幾乎就要撤軍了。但當時南京方面卻認為朱棣的敗軍必將回到北平修整，沒有趁勝追擊，反而調(diào)回一部分軍隊加強南京防御，錯失良機。沒把握機會的人注定會受到懲罰，靈璧之戰(zhàn)中，朱棣重整旗鼓，一舉擊潰南京的軍隊，攻破了靈璧這一南京屏障。建文帝就只剩最后一口氣了。至于南京陷落，不過是幫建文帝蓋上了帝位之爭的棺材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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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的出逃▲▲▲

歷史上，關于建文帝的下落可謂眾說紛紜。如《奉天靖難記》、《太宗實錄》為代表的官方史料。他們詳細記載了南京城陷落后，建文帝自焚而死，并有朱棣找到尸體并厚葬的過程。而野史則主要是描述建文帝扮成和尚逃走，并隱姓埋名生活下來，甚至有說出逃海外。有的野史還描述了朱棣下令用建文帝皇后的遺體冒充建文帝進行下葬的情況。

根據(jù)《明史》記載，胡濙（yíng）在永樂四年（1406年）身負尋找建文帝行蹤的秘密使命，游歷天下十五年。永樂二十一年，胡濙回京復命，據(jù)說，當時朱棣已然就寢，依然起身聽其匯報至天明。

不過，其實在日本學界，對建文帝的下落雖有討論，但是日本學界本身并不是很重視，不感興趣，而且不同于中國學界普遍認可的“出逃說”，日本學者幾乎不支持這個點。究其原因，也許如日本學者所說，在于中日在“感覺上”的差異。

日本民眾對不幸的英雄會寄予更多同情，日語中甚至有“判官赑屃”（ほうがんびいき）這樣的專用詞。所以，日本歷史上，那些悲劇的末路英雄往往會在傳說當中重生，如義經(jīng)傳說及豐臣秀賴等，而現(xiàn)實中的去向則不太關心。這種態(tài)度反映在建文帝這一問題上，便表現(xiàn)為日本學者不在意建文帝的去向。日本學者認為，對于這問題，中日學者之間的差異可以說是“兩國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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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忽必烈▲▲▲

看到標題，我和很多人一樣奇怪，為何日本學者會認為朱棣能超越忽必烈呢？畢竟忽必烈擁有過人類史上的最大帝國。看完后，明白了日本學者之所以認為朱棣能超越忽必烈，在于其實現(xiàn)了對華夷秩序的完成。那么，朱棣是如何實現(xiàn)對華夷秩序的完成呢？

先說靖難之變。靖難之變不僅引發(fā)了國內(nèi)混亂，也對明王朝的邊防產(chǎn)生了影響，蒙古趁機起勢，蒙古草原中兩個比較主要的部落，即韃靼部和瓦剌部相繼崛起。永樂帝朱棣對蒙的基本政策是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彼此消耗。其實，早在明初，明王朝就希望能將韃靼部納入朝貢體系，奈何未果。反而是瓦剌部主動來投，成就了明初的對蒙制衡機制。

再說懷柔政策。該政策被朱棣廣泛應用于蒙古周邊和東南沿海。朱棣在東部的滿洲地區(qū)，積極招撫當?shù)氐呐孀澹裰幦胄l(wèi)所。冊封蠻夷的方式在朱棣手中用的風生水起，朱棣將現(xiàn)在天山山脈東端的哈密王家冊封為忠順王，形成了對蒙包圍圈。針對東南沿海地區(qū)的頻繁走私貿(mào)易，朱棣提出若能回歸到傳統(tǒng)的政治秩序之中，則過往之罪覺不追究。（可見于《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十二上）而對于周邊各國的朝貢，朱棣更是以“懷柔遠人”為由，對部分國家在朝貢時攜帶違禁品之類的行為放任之。

日本重歸朝貢體系。日本歷史學界曾經(jīng)認為明初，日本統(tǒng)治者足利義滿采取依附中國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利用明朝的權威維持其凌駕于天皇之上的絕對地位。但日本近年來研究認為，中日之間的貿(mào)易往來獲得的超額利潤才是其向朱棣俯首稱臣的最大動因。要知道，遣唐使廢止后，日本便獨立與中華朝貢體系之外了。即便是后來的兩宋及元朝時期，甚至于忽必烈多次東征日本，日本都依然抗拒于中國。日本在此期間是相當盡附屬國義務的，積極應明朝請求抓捕倭寇押送到明朝，而永樂帝對此亦是大加贊賞，甚至于作碑文贈送給足利義滿。日本重歸中華朝貢體系，被日本學者高度贊賞，認為這正是其超越忽必烈的重要表現(xiàn)，東亞國際秩序的重建更是很大程度上穩(wěn)定了當時東亞各國的社會形勢。

朝鮮、安南稱臣。隨著高麗的衰弱，朝鮮王朝興起并取而代之，后在永樂帝時期正式接受明朝冊封。在安南，胡氏在奪取政權后亦是來明朝主動請求冊封。后來安南動亂，明朝甚至派出軍隊介入，平定動亂?？梢哉f構成這些國家主動納入朝貢體系的原因在于貿(mào)易之需與謀求政權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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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的中華▲▲▲

早在1969年，就有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提出，永樂帝以元世祖忽必烈再世自居。實際上，永樂帝的父親——朱元璋亦是忽必烈的信奉者，他公正評價到忽必烈在位時“四夷朝貢”的盛況，甚至認為忽必烈做到了“四海內(nèi)外莫不臣服”。

從本質(zhì)上看，盡管朱棣與朱元璋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不同，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將大明定位為“不征之國”，嚴禁明朝隨便使用武力，朱棣則是胡蘿卜加大棒的策略，在外交政策積極的情況下同時一定程度上對蒙古和安南等地訴諸武力。正式在朱棣的積極推動下，周邊各國來華朝貢的數(shù)量遠超洪武時期。

從朱棣背負的壓力看，朱棣注定是與朱元璋不同的。朱元璋作為農(nóng)民起義軍領袖，加之反抗元這一當時的異族，天然具有政權正當性。而朱棣則是篡位得來的帝位，若其僅在朱元璋的框架下，則無以洗刷其污名。因此，朱棣必然是要開創(chuàng)一個任何人都認可的盛世，實現(xiàn)朱元璋時代都未曾達到過的高度，做到“四夷朝貢”?？梢哉f，這既是朱棣的悲劇，也成就了朱棣，成就了擴大的中華。

擴大的中華是當時明朝與周邊各國的價值交換體系的產(chǎn)物。這表現(xiàn)為明朝憑借其強大的國家實力，建立起一整套的海禁-朝貢體制，這個體制的特征就是借助鄭和下西洋等行為，把周邊諸國對中國物資的需求作為籌碼，將以明朝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推廣遍及亞洲全域。某種程度上，稱呼鄭和下西洋為“南海遠征”實際上是很妥當?shù)恼f話，鄭和雖未舉一兵，未搭一弓，而竟經(jīng)略之功，以海外貿(mào)易的方式實現(xiàn)朱棣的理想，即用儒家禮儀秩序規(guī)范“四夷”，確立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國際政治秩序。正是憑借中華的絕對政治經(jīng)濟實力，構建了中華獨尊的開放性的統(tǒng)治世界，形成了“中華”世界體系（其實是東亞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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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虧一簣▲▲▲

上文提到朱棣是以元世祖忽必烈作為目標的，那么對朱棣來說，如果不能將蒙古納入他所設想的朝貢體系，那么便不能算圓滿。因此，他無論如何都一定要讓蒙古臣服。在連續(xù)三年的親征中，連逾六十的朱棣依然為他的夢想奮斗著。永樂二十二年，在朱棣的第五次親征的歸途中，在蒙古大地上，這個他一直想納入朝貢體系的地方，結束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可惜的是壯志未竟。

不管怎么樣，就如日本學者所說，“明初時代既是中國史的一個歸結點，同時也是新時代的出發(fā)點。”

朱棣或許無法稱為千古一帝，但至少在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中屬于前5%的人，稱得上是極為優(yōu)秀。

參考文獻：

1. 《明史竊》卷三《革除記》；

2. 《太祖實錄》；

3. 《奉天靖難記》；

4.《明史》；

5. 《明太宗文皇帝實錄》；

6.《永樂帝：超越忽必烈》。

關鍵千古一帝名額太少，從始皇帝開始兩千多年，排兩個合適，頂多三個不能再多了。

朱棣能不能評千古一帝主要看這個頭銜有多少名額，如果給到十個八個，朱棣還是有戲的。

我個人意見來拍的話，能排到朱棣前面的也就那么幾個罷了，像李二劉野豬我是會丟到朱棣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