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種解釋，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說“父母、兄弟、妻子”：一說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為是，古人對之也有歧見。現(xiàn)在一般認(rèn)為前者較為準(zhǔn)確。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大可不必細(xì)究。因為古代的所謂“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種極具任意性的濫刑。這種任意性一方面表現(xiàn)在對象方面，到底什么樣的犯罪適用族刑，很難有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統(tǒng)治者也不愿制訂出統(tǒng)一的適用標(biāo)準(zhǔn)，而是由興所致、心血來潮地臨事議行。只要最高統(tǒng)治者認(rèn)為罪大惡極，必欲置之極刑、大開殺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為族刑的目標(biāo)。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在范圍上。以族刑懲治重罪，意在斬草除根，以儆他人，法律上不預(yù)先劃定范圍，可以迎合統(tǒng)治者針對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我們也不妨將前者視作嚴(yán)格意義上的，將后者視作擴(kuò)大意義上的。至于“九族”，也有異說，或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或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實，九族應(yīng)為一虛稱。在我們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dāng)?shù)。故九族之說恐非落實的實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與之有親緣關(guān)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誅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獄煉成，只要是與犯罪人沾親帶故，都將受到無辜株連。

最極端的，當(dāng)屬“十族”的特例。說在特殊，是因為這一駭人聽聞的暴行在一部漫長的古代史中僅有一例，是特殊時期，由于特殊的原因，發(fā)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這一慘劇的主角是明初學(xué)界巨擎方孝儒。明惠帝時，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實錄》、《類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時。不料禍起蕭墻，燕王以“清君側(cè)”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終推翻惠帝，自立為帝，是為明成祖。篡位者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擬登極之詔。不料方孝儒一派忠義，本著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書數(shù)字，投筆于地，曰：‘死既死，詔不可草！’”。成祖威脅道：“汝獨(dú)不顧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說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顧“殺孝儒，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的勸告，將其門生數(shù)人連同其九族并而誅之，是有“十族”之說，罹難者竟達(dá)八百余人之多，可謂族刑的登峰造極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統(tǒng)治者的兇殘本性。

族刑的歷史發(fā)展線索并不難尋覓。春秋時期，始有“三族”的記載。除秦國外，其它諸侯國也不乏族刑之例。當(dāng)然，秦國在當(dāng)時，在許多方面總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當(dāng)政后，過于看重刑罰的威懾功能，廣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連帶責(zé)任制度，即連坐制度，這就為族刑的實施和范疇的擴(kuò)大提供了前提。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終也難逃“滅家”之災(zāi)，正所謂作法自斃也。

至秦始皇時，情況變得更加嚴(yán)峻和糟糕。作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并毫不手軟地貫徹于實踐之中，為鞏固中央集權(quán)，大凡“以古非今”、“挾書”、“妄言”、“誹謗”皆施以族刑，這是與秦之暴政相適應(yīng)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傾覆的進(jìn)程，也為后世所廣泛抨擊和撻伐。此后，漢朝雖也曾偶見廢族刑之舉，但終未能持之以恒，君王們往往自食其言。漢以后至唐以前，族刑不廢，其株連范圍開始走向規(guī)范化，形成了某些慣例，如族刑對象限制在謀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圍，出嫁之女只隨夫家連坐，并出現(xiàn)了不殺祖父母、孫及女性親屬的傾向。這就為《唐律》對族刑的限制性規(guī)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在《唐律》中，規(guī)定“謀反”、“大逆”兩罪，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處死，其它親屬均免去死刑，只是按其親疏關(guān)系，或收、或流。而一般死罪，只殺本人，親屬受免死之刑。這種不入于死刑的緣坐，已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族刑了。所以，相比而言，《唐律》對族刑的范圍控制得較為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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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視劇或文學(xué)作品中，我們經(jīng)?？梢月牭交蚩吹健爸赀B九族”這個詞語?！爸赀B九族”作為古代的一種犯罪連坐制度，在古代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政治模式下，可以說是極為嚴(yán)重的一種刑罰。那么，大家知道這里的“九族”到底是哪九族，古代又有哪些罪行會被處以“株連九族”的刑罰嗎？

秦漢以后歷朝皆有族刑，但其范圍卻始終控制在“三族”

雖然“株連九族”這個詞語我們耳熟能詳，且族刑自秦漢時期便已經(jīng)施行，但實際上“株連九族”在古代也很罕見，秦漢時期最重者也往往只是“夷三族”，而隋唐以后就連“夷三族”也都變得極為罕見了。更為重要的是，“株連九族”并未被列入歷朝歷代的法律條文。

族刑最早起源于親屬連坐制度，雖然早在夏商時期便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連坐制度，例如《尚書·甘誓》便記載了夏啟討伐有戶氏時的軍令，其中言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但“連坐”之語最早卻是出自于《史記·商君列傳》中的“收司連坐”，而春秋戰(zhàn)國時期，也的確只有秦國執(zhí)行的更為徹底。

族刑被正式列入刑罰，則是在秦朝時期，《史記·秦本紀(jì)》有載，“（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秦朝丞相李斯便被處以了夷三族的刑罰。劉邦滅秦之后，為收買人心雖然“除叁夷連坐之罪”，但也只是臨時性措施罷了，在西漢建立之后便重新確立，并于漢景帝時正式在法律上予以了恢復(fù)。

自秦漢以后，雖然后世王朝對于族刑基本予以了沿用，但縱觀歷朝歷代的法律條文，卻始終沒有出現(xiàn)“株連九族”這種刑罰，到魏晉時期“夷三族”還被提及，隋唐以后更是連“夷三族”都不見了蹤影。

例如根據(jù)《晉書》的記載，曹魏對于漢朝律法予以了沿用，同時明確了族刑的施行范圍，其中寫道“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腰）斬，親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于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與就、涿者，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strong>秦漢乃至魏晉，即使是謀反，最終也只是被夷三族而已，根本達(dá)不到“九族”。

到了隋唐，“十惡”罪行正式被確立，其中“謀叛”以上者會被處以族刑，而這也成為了后世王朝適用族刑的基本尺度。不過，唐初受“約法省刑”思想的影響，對于族刑的處罰范圍卻予以了縮小，刑罰程度也較前朝有所減輕，《唐律》規(guī)定，“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十五一（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材、田宅并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者，婦女年六十及廢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里，不限籍之異同?！?strong>可見，唐朝即使對于“十惡”中首罪“謀反”者的族刑，也并未超出“三族”范圍，至于直接處死者更少。

宋元時期，基本沿用了唐朝律法的規(guī)定，只有元朝對此予以了微調(diào)，主要是將唐宋以來連坐妻女沒為官奴改為了賜予功臣為妻妾，處罰范圍則沒有變化。

到了明清時期，在“重刑”思想的影響下，兩朝的族刑刑罰程度較之前朝更加嚴(yán)酷，然而即使如此，其處罰范圍仍然沒有超出“三族”范圍，只是在處罰程度上有所加重而已。

例如《大明律·刑律·賊盜》“謀反大逆”條規(guī)定，“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歲以上，不論篤廢，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chǎn)入官”。清朝對此予以了沿用。

如上，雖然自秦漢以后歷朝歷代皆有族刑，但卻始終將懲處范圍控制在“三族”以內(nèi)，而并未擴(kuò)大到“九族”，所謂的“株連九族”并未被明確寫入歷朝歷代的律法之中。

“株連九族”的范圍難以界定，目前主要流傳著三種說法

正是由于“株連九族”這個刑罰并未出現(xiàn)在歷朝歷代的律法之中，導(dǎo)致“株連九族”的“九族”范圍，始終難以界定，目前廣為流傳的主要有三種說法。

1、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主要指罪犯本人一族，即犯罪者之父母兄弟姐妹兒女，以及出嫁的姑母及其兒子一家，出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出嫁的女兒及外孫一家；“母族三”，主要指罪犯母親一族，即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兒子一家；“妻族二”則主要指妻子一族，即岳父全家老少和岳母娘家全家老少。

2、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其中“父族三”同樣指罪犯本人一族，相較于“父族四”只是少了出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母族三”與前一種說法沒有區(qū)別；“妻族三”相較于前一種說法，則多了妻子兄弟一家。

3、上推四、下推四、橫推三。這種說法認(rèn)為，“九族”便是從犯罪者這一代向上推四代至高祖、向下推四代至玄孫、橫推三從兄弟。也就是說，犯罪者上至高祖、曾祖、祖父、父親，下至玄孫、曾孫、孫子、兒子，旁至兄弟、堂兄弟、再從兄弟、表兄弟、從族兄弟，全部被株連在內(nèi)。

在以上三種說法中，目前最為主流的便是第一種說法。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以上三種說法中的哪一種，幾乎都囊括了犯罪者的全部親屬，在那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下，可以說一個人的榮辱往往關(guān)系著整個家族的興衰。

株連九族歷史上僅一例，誅十族者也僅方孝孺一人

正如前文所說，“株連九族”雖然被人所熟知，但并未被明確列入歷朝歷代律法，因而歷史上真正被誅九族的寥寥無幾，族刑所施行的范圍，其實更多源于皇帝的一紙詔令。歷史上，真正見于史料被誅九族的其實只有一例，也就是隋朝的楊玄感。

楊玄感是隋朝司徒楊素之子，憑借父親的軍功，楊玄感得授柱國，擔(dān)任郢宋二州刺史，后升任鴻臚卿、禮部尚書，襲封楚公。大業(yè)九年（613年）春，隋煬帝楊廣第二次東征高麗，楊玄感奉命督運(yùn)糧草，彼時隋末農(nóng)民起義已經(jīng)爆發(fā)，楊玄感于是和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密謀反叛。

楊玄感的反叛最終以失敗告終，其本人自知罪無可赦，便讓弟弟楊積善將自己殺死，然而根據(jù)《隋書》的記載，楊玄感的這次謀反還是“罪及九族”，《唐六典注》則記載“楊玄感反，誅九族，復(fù)行轘裂梟首，磔而射之”。

而除了“誅九族”之外，在明朝疑似還發(fā)生過一次“誅十族”的事件?！熬鸽y之役”后，朱棣從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奪取皇位，并讓建文帝的寵臣、第一大儒方孝孺為自己起草登基詔書，結(jié)果被方孝孺斷然拒絕。傳聞，朱棣以“滅九族”威脅方孝孺，方孝孺頂了一句“滅我十族又如何”，朱棣于是在“誅九族”的基礎(chǔ)上，又將方孝孺的門生加了進(jìn)去，湊成十族予以誅滅。

不過，“誅十族”并非出自正史，《明史》中只記載“成祖怒，命磔諸市……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jīng)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前后坐誅者數(shù)百人。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盧原質(zhì)、鄭公智、林嘉猷，皆寧海人”，受方孝孺牽連者多達(dá)800余人。但《立齋閑錄》、《寧?？h志·方孝孺?zhèn)鳌贰ⅰ睹魇芳o(jì)事本末》、黃宗羲的《方正學(xué)孝孺》、《文正方正學(xué)先生孝孺》等都有方孝孺被滅十族的記載，可見誅十族之事也并非空穴來風(fēng)。

此外，朱棣在位期間，除了方孝孺之外，還曾疑似發(fā)生過一次“誅十族”事件，那便是建文遺臣景清，其因刺殺朱棣而獲罪，《明史》記載“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鄉(xiāng)，轉(zhuǎn)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與方孝孺門人被牽連不同，景清似乎是整村都受到了牽連。

綜上所述，所謂“誅九族”、“誅十族”其實并不在歷朝歷代的律法之中，其只是作為族刑的一種而被施行。在古代，族刑毫無疑問是最為嚴(yán)重的懲處，至于施行的范圍到底多有大，是否會涉及到“九族”，則往往直接取決于帝王的命令。